将同栖止于海啸之石上,
静听舟子之歌。
像这样的断句,无论在音调或是意境上,都有佳胜,可是和上下文常不连贯,滞而不流,终非新诗所应取法。大致说来,戴优于李,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也只是较李为优而已。戴望舒写诗的时间三倍于李,成就当然应该高些,可是就诗论诗,戴的成就仍然是有限的。先谈他的产量。戴望舒一共只出了四本诗集,依次是《我的记忆》(1929)、《望舒草》(1932)、《望舒诗稿》(1937)、《灾难的岁月》(1948)。其中《望舒诗稿》所收的作品大部分与前两本诗集雷同,而《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加起来,只有八十八首诗。戴望舒写诗的时间,前后共有二十二年,推算起来,一年的产量不过四首,可谓十分寡产。同时,这八十多首诗全是抒情短篇,最长的一首《过旧居》也不满六十行,因此,无论就篇数还是行数而言,都不算丰盛。在中国,二十七岁便夭亡的李贺,也留下了二百四十一首诗。在西方,二十五岁便早逝的济慈,总产量是一百五十六首,其中甚多百行以上的长篇,例如,有名的《圣安妮丝前夕》(2)便有三百多行;至于《安迪密恩》更长达四千零五十行,以行数而论,仅此一首就已经超过戴望舒的总产量。可是济慈实际写作的时间,只有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