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同栖止于海啸之石上，
静听舟子之歌。
像这样的断句，无论在音调或是意境上，都有佳胜，可是和上下文常不连贯，滞而不流，终非新诗所应取法。大致说来，戴优于李，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也只是较李为优而已。戴望舒写诗的时间三倍于李，成就当然应该高些，可是就诗论诗，戴的成就仍然是有限的。先谈他的产量。戴望舒一共只出了四本诗集，依次是《我的记忆》（1929）、《望舒草》（1932）、《望舒诗稿》（1937）、《灾难的岁月》（1948）。其中《望舒诗稿》所收的作品大部分与前两本诗集雷同，而《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加起来，只有八十八首诗。戴望舒写诗的时间，前后共有二十二年，推算起来，一年的产量不过四首，可谓十分寡产。同时，这八十多首诗全是抒情短篇，最长的一首《过旧居》也不满六十行，因此，无论就篇数还是行数而言，都不算丰盛。在中国，二十七岁便夭亡的李贺，也留下了二百四十一首诗。在西方，二十五岁便早逝的济慈，总产量是一百五十六首，其中甚多百行以上的长篇，例如，有名的《圣安妮丝前夕》(2)便有三百多行；至于《安迪密恩》更长达四千零五十行，以行数而论，仅此一首就已经超过戴望舒的总产量。可是济慈实际写作的时间，只有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