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张平：《评几篇历史小说》，载《现代文学评论》，第1卷第3期，1931（6）。
[26] 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见《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第57页。
[27] 朱光潜：《变态心理学派别》，上海，开明书店，1930，第68～69页。
[28] 施蛰存：《〈将军底头〉自序》，见《将军底头》，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
[29] 霍旭初：《鸠摩罗什“破戒”问题琐议》，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7（4）。
[30] 陆扬：《解读〈鸠摩罗什传〉：兼谈中国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与史学》，见《中国学术》，第2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三、“讽喻”
很多时候，现代重写型小说并不试图为前文本加上新的解释，而以讽喻见长。郁达夫《采石矶》带有自况色彩，这样的重写中讽喻指向个人性；李拓之、欧小牧等人重写过不少文人故事，如前者的《阳狂》《招魂》《投暮》，后者的《当垆》《投阁》《捉月》，这些小说显然是以古代文人轶事来讽喻现代文人的境遇。自然，重写史乘的小说更多的寄托着家国兴亡的感慨与忧愤，这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密切相关。自况也好，物伤其类凭吊文人也好，借古讽今针砭时事也好，对历史的解释退居其次，重写更侧重于讽喻性。在此，作家创作的驱动力正是讽喻，读者阅读的关注点也往往是讽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