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张平:《评几篇历史小说》,载《现代文学评论》,第1卷第3期,1931(6)。
[26] 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见《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第57页。
[27] 朱光潜:《变态心理学派别》,上海,开明书店,1930,第68~69页。
[28] 施蛰存:《〈将军底头〉自序》,见《将军底头》,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
[29] 霍旭初:《鸠摩罗什“破戒”问题琐议》,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7(4)。
[30] 陆扬:《解读〈鸠摩罗什传〉:兼谈中国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与史学》,见《中国学术》,第2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三、“讽喻”
很多时候,现代重写型小说并不试图为前文本加上新的解释,而以讽喻见长。郁达夫《采石矶》带有自况色彩,这样的重写中讽喻指向个人性;李拓之、欧小牧等人重写过不少文人故事,如前者的《阳狂》《招魂》《投暮》,后者的《当垆》《投阁》《捉月》,这些小说显然是以古代文人轶事来讽喻现代文人的境遇。自然,重写史乘的小说更多的寄托着家国兴亡的感慨与忧愤,这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密切相关。自况也好,物伤其类凭吊文人也好,借古讽今针砭时事也好,对历史的解释退居其次,重写更侧重于讽喻性。在此,作家创作的驱动力正是讽喻,读者阅读的关注点也往往是讽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