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中国文学有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富于弹性与持久性的文字。中国方言异常分歧，幸好文字统一，乃能保存悠久的文学，成为一个活的传统。今日的中学生，读四百年前的《西游记》，或一千多年前的唐诗，可以说毫无问题。甚至两千年前的《史记》，或更古老的《诗经》的部分作品，借注解之助，也不难了解。这种历久而弥新的活传统，真是可惊。在欧美各国，成为文言的拉丁文已经是死文字了，除了学者、专家和僧侣以外，已经无人了解。在文艺复兴初期，欧洲各国尚有作家用拉丁文写书：例如一五一六年托马斯·莫尔出版的《乌托邦》，和十七世纪初弥尔顿所写的一些挽诗，仍是用拉丁文写的。可是用古英文写的《贝奥武夫》，今日英美的大学生也不能懂。即使六百年前乔叟用中世纪英文写的《康城故事集》，也必须译成现代英文，才能供人欣赏。甚至三百多年前莎士比亚的英文，也要附加注解，才能研读。
是什么使得中文这样历久不变、千古长新的呢？第一，中国的文字，虽历经变迁，仍较欧洲各国文字为纯。中国文化，不但素来比近邻各国文化为高，抑且影响四邻的文化，因此中国文字之中，外来语成分极小。欧洲文化则交流甚频，因此各国的文字很难保持纯粹性。以英国为例，历经罗马、盎格鲁-撒克逊、丹麦和日耳曼各民族入侵并同化的英国人，其文字也异常庞杂，大致上可分为拉丁（部分由法文输入）、法文和古英文（盎格鲁-撒克逊）三种来源。所以在现代英文里，声音刚强含义朴拙的单音字往往源自古英文，而发音柔和意义文雅的复音字往往源自拉丁文。例如同是“亲戚”的意思，kith and kin便是头韵很重的刚直的盎格鲁-撒克逊语，consanguinity，便是柔和文雅的拉丁语了。哈姆雷特临终前对霍拉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