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来大族的主体是中原的高门士族。他们由八王之乱后期执政的东海王司马越阵营中的官僚群组成。这些人既是原西晋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吏，又是“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出入儒玄的名士。江南大族同他们相比，无论政治地位，还是文化传统，都不属于一个层次。在雍容华贵、风流倜傥的外来名士面前，土著士人难免自惭形秽，进而钦羡仿效。《晋书》《世说新语》等典籍记载了很多北来名士如王导、谢安等人的言行做派，受南人崇拜模仿的事例。细如服饰用具，琐至音容笑貌，都被人刻意效拟。南人崇尚洛阳遗风，“乃有遭丧而学中国（即中原）哭者”[34]。语言音声因地而异，本无优劣高下之别。南方上层士人却普遍鄙弃自己的母语，改操中原洛阳之音。作洛生咏，后来竟成为南士标榜身份的一种方式。北来大族对于武人、武事、武职的评价素不甚高，外重内轻的格局更使居中执政的高门士族普遍厌恶武人、贬斥武事，进而在心理深层中积淀下轻武鄙武的观念。进入南朝后，武职降为浊官，是世代盘踞“职闲廪重”清官的高门土族不屑一顾的职位。南士恰恰从这方面向北方高门效颦，结果把祖宗传下来的风貌气质消散殆尽了。
南北大族的合流与认同，使江南统治集团的构成与心理素质发生改变。其结果，必然对自身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晋宋之际，南北大族陆续退出军事领域。进入南朝后，他们凭借世资，享受着尊荣优待，位高爵显，生活豪富。过分的享乐，使他们变成了一群不习武、不懂文、怯懦怕死的社会寄生虫。同时，整个民风也遭到腐蚀，轻武观念扩散成普遍的社会意识。南朝时，社会各阶层都存在着轻武之风，连武人也不例外。南齐时，将军吕安国对儿子讲：“汝后勿作袴褶（军服）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文官服）官也。”[35]武人子弟不再对家世有自豪感，由于身负社会舆论的压力，所以往往“讳称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