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辽与女真、高丽及西北地区的文化交流
契丹人在建国前，就和女真人的先民靺鞨有过接触，辽朝建国后，女真人成为辽朝的属民，在文化上深受契丹人的影响，即使在金朝建立之后，也未摆脱契丹文化的熏陶。这种承袭表现在诸多方面。如官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20]，在选举上“皆因辽、宋制”[21]，在刑法上“亦稍用辽、宋法”[22]。其他如榷沽、钱币、文字、服饰、音乐等方面，均有因袭辽朝的痕迹。
辽灭渤海后，与高丽成了毗邻之国。两国时而朗月霁风，使轺往还，时而兵戎相见，大动干戈。圣宗当国期间，有不少契丹人投奔高丽。据郑麟趾的《高丽史》一书记载，高丽睿宗时南京（汉城）附近的契丹人即达数万之多，每逢节日时，便聚集一起，表演契丹戏，高丽人也前往观看。因高丽系辽朝属国，辽朝册封时，往往赐以玉册、封印、冠冕、车辂、鞍马等，高丽的皇帝肯定从这些封赐中受到了浸润和熏陶。对高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辽朝赐予的大藏经了。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年），辽朝赠送大藏经给高丽，高丽的皇帝文宗为表示虔诚，专门备法驾至西郊迎接。高丽藏经以宋版和契丹版为原本雕成，然后送给辽朝一部。辽道宗太康九年（1083年），“诏僧善知雠校高丽所进佛经，颁行之”[23]。以后辽朝又几次向高丽赠送大藏经。后来高丽显宗时雕版的初刻大藏经被蒙古军烧毁，高丽不惜工本，斥重金花了十几年时间镌刻，其中一部分系契丹人所著。目前庋藏在韩国海印寺的高丽大藏经，就是对照契丹大藏经校勘的。辽圣宗时“高丽遣童子十人来学本国语（契丹语）”[24]。辽朝和高丽还懋迁有无，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辽朝输入高丽的物品有绫罗、家畜等，高丽输入辽朝的有贡平布、大纸、黑笔、龙须草席等。这些物品对双方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正如高丽仁宗的诏书所说：“华夏之法，切禁丹狄之俗，今则上自朝廷，下至民庶，竞华靡之风，袭丹狄之俗，往而不返，深可叹也。”[25]这里所说的丹狄当指契丹而言。高丽国王对本国沾染辽国的风俗感到忧虑和无奈，其实这种文化交流对两国来说，都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