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汉纪》明帝永平七年载宋均语：“国家喜文法廉吏，以为足以止奸也。”王充《论衡·程材》亦记当时“古经废而不修，旧学暗而不明，儒者寂于空室，文吏哗于朝堂”,“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则?并好仕学宦，用吏为绳表也”。又《后汉纪·殇帝纪》载尚敏疏称：“自顷以来，五经颇废，后进之士，趣于文俗①,宿儒旧学，无与传业，由是俗吏繁炽，儒生寡少。”(“由”字据《续古文苑》卷六补。)力请“自今官人，宜令取经学者，公府孝廉皆应诏，则人心专一，风化可淳也”。可见当时公府辟召、州郡察举，文吏颇有排挤儒生之势。究其原因，则在于“用吏为绳表”,遂使选官中“使能”“达吏”因素得到了制度化的强调。
但是，儒生与文吏在吏治选官上的矛盾冲突，固然在一个时期内演化出如上结果，可是从更长的时期来看，这种冲突的深远影响却是在另一方面上表现出来的，这就是儒生与文吏的融合。
自汉武帝以来儒术就成了官方意识形态。虽然早期儒学对官僚行政很少探讨，儒生初始也确实不长于“优事理乱”,但“轨德立化”毕竟已经成了王朝主要政务之一，这一任务只能倚重儒生。尽管东汉儒生有“俗吏繁炽，儒生寡少”的抱怨，但这也是因为其政治期望值较之西汉已大为提高，而其时儒术与儒生的实际地位已不低下。王朝在行政上倚重文吏，但在意识形态上对儒术是推崇备至的。许多文化性官职如师傅、博士、文学、太子舍人等，仍是非儒生莫属。儒生文吏之争也未必就有损于王朝政务，或许对其还有促进作用，竞争有助于二者各自发挥其优长的一面。一方面王朝重吏治、重功能，主观上并非专意排斥儒生。儒生如果经“试职”证明了自己“便习官事”,那么就并不会遭到遗略，甚至可望得到比单纯的文吏更为优越的前景。固然耽于典籍不谙政事的师儒代有其人，但也有越来越多的“通儒”,在参政后渐次掌握了行政技能，兼有了“优事理乱”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儒术的正统地位，许多文吏也开始兼涉经传、兼染儒风。就整个汉代的发展趋势而言，儒生、文吏两大群体又处于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