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汉纪》明帝永平七年载宋均语:“国家喜文法廉吏,以为足以止奸也。”王充《论衡·程材》亦记当时“古经废而不修,旧学暗而不明,儒者寂于空室,文吏哗于朝堂”,“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则?并好仕学宦,用吏为绳表也”。又《后汉纪·殇帝纪》载尚敏疏称:“自顷以来,五经颇废,后进之士,趣于文俗①,宿儒旧学,无与传业,由是俗吏繁炽,儒生寡少。”(“由”字据《续古文苑》卷六补。)力请“自今官人,宜令取经学者,公府孝廉皆应诏,则人心专一,风化可淳也”。可见当时公府辟召、州郡察举,文吏颇有排挤儒生之势。究其原因,则在于“用吏为绳表”,遂使选官中“使能”“达吏”因素得到了制度化的强调。
但是,儒生与文吏在吏治选官上的矛盾冲突,固然在一个时期内演化出如上结果,可是从更长的时期来看,这种冲突的深远影响却是在另一方面上表现出来的,这就是儒生与文吏的融合。
自汉武帝以来儒术就成了官方意识形态。虽然早期儒学对官僚行政很少探讨,儒生初始也确实不长于“优事理乱”,但“轨德立化”毕竟已经成了王朝主要政务之一,这一任务只能倚重儒生。尽管东汉儒生有“俗吏繁炽,儒生寡少”的抱怨,但这也是因为其政治期望值较之西汉已大为提高,而其时儒术与儒生的实际地位已不低下。王朝在行政上倚重文吏,但在意识形态上对儒术是推崇备至的。许多文化性官职如师傅、博士、文学、太子舍人等,仍是非儒生莫属。儒生文吏之争也未必就有损于王朝政务,或许对其还有促进作用,竞争有助于二者各自发挥其优长的一面。一方面王朝重吏治、重功能,主观上并非专意排斥儒生。儒生如果经“试职”证明了自己“便习官事”,那么就并不会遭到遗略,甚至可望得到比单纯的文吏更为优越的前景。固然耽于典籍不谙政事的师儒代有其人,但也有越来越多的“通儒”,在参政后渐次掌握了行政技能,兼有了“优事理乱”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儒术的正统地位,许多文吏也开始兼涉经传、兼染儒风。就整个汉代的发展趋势而言,儒生、文吏两大群体又处于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