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抗争下爱情主题的消磨
爱情一直都是文学创作最为动人的地方，有人说爱情的美丽是文学中最为灿烂的花朵，中国现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将爱情作为重要的一部分。郁达夫《沉沦》中对自己爱情感受的剖析；巴金在《家》中对一代知识青年爱情悲剧的抒发；更别提文学创作中女性创作的爱情主题繁多了。但是，在东北沦陷区女性作家的作品中，纯爱情作品消失殆尽，曾经作为贯穿文学史的永恒话题的爱情主题在沦陷区文学中消失了踪影，即使在梅娘的作品中爱情也只是作为女性觉醒的一个条件而已，就像在《蚌》中主人公梅丽的觉醒是因为爱人琦的抛弃。如果没有爱人的抛弃，生活在幸福中的她也许不能够对自己、对人生有更为痛彻的认识和了解。同时，在梅娘的另一篇短篇小说《侏儒》中，爱情只是主人公“我”的身份背景，“我”因为有爱人而能够得到丰衣足食的生活和相对安稳的环境。爱情在梅娘的创作中不再是作为女性文学创作的必备中心主题出现，而是作为一种简单的外在因素存在于文本中，它起到的作用只是使文章的背景、情节、发展更为合理，而不是抒发的主要情感因素。在梅娘的作品中，作者更为关注“静听城市贫民们的哀叹和呻吟，感应社会底层真实的挣扎与痛苦”[7]，从底层人民的身上去发掘人性的阴暗和社会生活的百态，用女性柔软纤细的细腻笔触关照冷漠的世俗社会。同样，在萧红的作品中，爱情更是女性沦为可怜的人的一个导火索。《生死场》中金枝因为与成业的自由爱情而在结婚前尝到禁果，但是美好的只是男人的谎言，婚后成业的性虐待和摔死女儿都无不在诉说着爱情的虚伪。在白朗作品中女性的爱情让位于政治主题，就像在《一个奇怪的吻》中李华和姚行谦的爱情是杀身成仁般贡献给了革命。这一现象说明了女性在社会中人的尊严之低，就像萧红说的：“女性的天空是低的。”女性在当时的文化中依然没有逃脱被压迫的地位，甚至因为战争，本来就弱势的群体遭受到了更为残酷的对待，生存条件更为苛刻，因此，东北作家群中的女性作家不再仅仅关注爱情本身的喜怒哀乐，而是将爱情建筑在社会层面上考虑，深入地探讨女性生命的遭遇，也因此以抗争为内容的民族解放成为作家创作的话语主题，爱情的主题也随之消散在革命的激情和理想中。没有风花雪月的浪漫，也没有个人细腻的感情描摹，只有现实地描写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人们生活的苦难和悲惨，以及小人物的生存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