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三点建议的后两点应该说并没有多少新意，这也是当时的一般激进知识分子和政府内部中层开明官僚如袁世凯之辈的思考，袁世凯在1898年初向翁同龢提出的第二份建议书中也曾建议清政府要允许那些“忠诚明练”的督抚在自己的辖区进行改革试验，待这些局部性的试验取得一定的成效之后再向全国大范围推广。至于大集群才，集思广益，更是当时所有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康有为三点建议最有价值也是后来引起震动最大的是其第一条，即取法俄国、日本进行政治制度变革的主张，根据这个主张，中国势必要对已有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造，开国会、定宪法也就是这一建议中的应有之义了。
制度性变革的设想或许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但康有为的“小臣”身份使他的建议无法直达清政府高层。当他将这份建议书循例呈递给工部主管当局的时候，內中那些直率的言辞、超越清廷已有政策底线的制度性变革建议实在是吓坏了工部主管们。从保全自己和保护康有为，以及忠诚清廷等任何一个角度考虑，他们都不敢将这份建议书直接呈送清政府高层，而是压了下来。
不甘寂寞的康有为当然不能容忍工部当局的做法，他在向工部当局呈递这份建议的同时，也向其他相关方面提供了副本，以唤起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所以当工部主管当局扣压了他的《上清帝第五书》不久，给事中高燮曾却觉得康有为的建议甚有价值，值得向光绪皇帝等高层推荐，并希望光绪皇帝能够召见康有为，当面听取康氏对政府改革的通盘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