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古怪却敏锐的观察家知道，要吸引公众，就得创造奇迹。异教神话的奇迹早已失效，继之而来的巨人、巫师、仙女和浪漫的英雄故事耗尽了属于它们时代的那份信心，对于现在的作家……只能在生活、风尚和特殊局势下创造出前所未见的、对政治和道德有冲击的奇迹。[247]
卢梭的雄辩与迷离使之与众不同，赴英避难时仍是那里的话题人物，普通人欢迎他，上流人物也是，里斯顿（Liston）说“他让人有更不可抑制的好奇心”[248]。即使在英国党派斗争激烈的时代，报刊仍时刻追踪他的言行。1765年12月，他从斯特拉斯堡上路，途经巴黎，至加来海边，一路上不乏关注，抵英后，民众谈论他的外貌与性情，“穿着皮上衣，戴着皮帽子，有些傻”，了解他的清贫后，为助其改善生活，读者发起认捐活动。[249]
卢梭曾在作品里批评英国，但刚去不久，他乐意与那里的人相处，“我喜欢瑞士胜于英国，而我喜欢英国人胜于瑞士人”[250]。为尽快融入公共交往，他对照《爱弥儿》的英译本学习英语，三个月里进步很快，他还答应休谟在英国舞台出演《欺骗的把戏》（Trick of Hocus Pocus），他在威尼斯任使馆秘书的时候演过其中的角色。[251]18世纪中期，英国现代自由制度初具眉目，文字事业受普遍尊重，他作为文学共和国的大人物，受到英国人的保护，即使生活清苦一些，也会住下去，若回法国，至少要避过旧制度的怒气，但不经意间，故事情节急转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