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在桑树上的木棍,当天晚上就被豁嘴婶婶毫不客气地摘走,成了她家门口菜地上的一根篱笆桩。我不服气,跟林家的小妹商量要把它偷回来,哪怕用来撑我们家的鸡窝门也好。小妹却息事宁人,劝我不要跟豁嘴婶婶对着干,她说,那人要是被惹火了,双手一拍骂起街来,妈呀,你能听得下去?那些脏话村话,羞也要把人羞死。我想了想,承认小妹是对的。真被豁嘴婶婶骂了,我可以装聋作哑,我妈可受不了,她会气得头疼,她一头疼,就要找由头骂我,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最后倒霉的还是我。
小妹跟我住一个大院,是我最好的朋友,她总是全心全意为我着想。
这里既然说到了豁嘴婶婶,我想还是顺便用一点篇幅对她作个介绍。
豁嘴婶婶的家紧挨着我们的院子,我们院子是后门对着码头,豁嘴婶婶家是大门对着码头。这样说起来,她家距水码头其实比我们家更近。我们院子从前是一个地主家的祠堂,高墙深屋的那种格局,门板上有斑驳的黑漆,中间一对铸铁的门环,台阶也高,一层层地走上去,就觉得很气派很轩昂。豁嘴婶婶的房子跟我们一比,就矮得够呛也小得可怜了,个头稍微大一点的男人,比如我爸爸吧,进她家的房门肯定要低头,光低头还不行,还得缩起肩膀,稍稍地侧过身子,才能勉强让身体通过去。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在我跟豁嘴婶婶做邻居的那些年里,我没有看见男人们从她的房门里进出过。一次也没有。豁嘴婶婶自己大概也不喜欢她的屋子,一年四季,除了睡觉和洗澡,其余的时间她都是待在家门外,烧饭、煮菜、缝衣纳被、侍弄菜园子、骂街。下雨下雪的天,她就打一把油纸伞在河边小路上走来走去,串门或者赖在人家的房檐下发呆,活像一只无家可归的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