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我们在本“导读”中一再阐述的一个中心主题是，《实践论》《矛盾论》提供了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美国学者莱文也给予高度重视，他认为“研究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不能离开毛泽东的政治实践，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他的政治实践的理论化。‘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做的，只是对他关于中国独特性的正确理论加以抽象，并以此为基础，借助于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建构起一种一般的历史分析方法。他在延安时期的贡献，是把这些理论以一种普遍方法和第三世界革命的思想体系的形式表述出来’”。“就理论与实践比较的角度而言，毛泽东更多地是一个实行家、实践家，而不是理论家，更不是专门意义上的哲学家。而且，从现代学术规范、学科划分的角度看，毛泽东是很难进入纯粹学术思想史、哲学思想史系列的。然而哲学存在于生活中，它是时代精神的菁华，它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472 页）[7] 尤金非常敏锐地意识到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之为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形态这一特点，认为“毛泽东的著作之所以使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感到兴趣，是因为他经常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观点来阐明革命经验”。（许全兴、陈葆华、冯国瑞编：《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文选》（党校内部发行），1987 年版，第1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