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是缘于一种宿命，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穆木天开始了对现代新诗创作方法的不屈探索。20世纪20年代，他以象征主义为主导，创作了《旅心》；30年代，他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创作了《流亡者之歌》；40年代，他努力贯彻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了《新的旅途》。在这样的自由转换与创作之间，犹如一种文学伦理上的再定义与再建构，将民族史深深镌刻进个体生命史与心灵史，形成一种庄严而悲情的诗意基调，持久而耐人寻味。
百年来，穆木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文学艺术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个大历史的语境下，突显出其多重的审美意义。个体命运的偶然与历史命运的必然交相辉映，使得今人有足够的理由，深入探索这位隐秘的在场者从诗人到理论家、从翻译家到教育家、从文化先驱到革命勇士的多重身份的兼容与转型，这些也在其林林总总的作品中得以部分呈现。说部分，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穆木天研究，充满更为热切与庄严的期许，渴望会有更多作品被发掘，更渴望在作品中探寻到更为神秘殊异的人文内涵，以及其生长背后的大时代与创作个体之间的隐秘交锋。这样的交锋有时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规律，因为个体的成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的提供，生命与灵魂在其间的获取，以及对人性的深度关照与追问，比如犹疑困惑、焦虑激昂，比如持枪执戟，从容御敌。这也恰恰是穆木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精神及作品坐标，从文化先驱到革命勇士，这位无时不在的东北流亡作家中的主导者，以人性中执拗而完整的精神力量，与各个时期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共存的谋求，批评的思考，其作品与其所处时代的内在偶然性及必然性的思考，因此得到形而上的审视与梳理，且以此为基础，整合出其作品特定的政治向度、作品文本与文学吁求。显然，这是一个极为丰富而驳杂的精神空间，这位“隐秘的在场者”的“魔环”果然深具真实与幻境似的魔性，一个思想者的复合身份先被阐释创伤，再被重新建构，无须颠倒秩序，更无须违反逻辑。既然历史的意义永远在于现实，那么我们再次以足够的理由期许，期许一种迟来的荣耀，在穆木天，这位“隐秘的在场者”的不朽精神中完成应有的光荣与梦想，因为我们深知，这从来不是一次远行的抵达或结束，而仅仅是一次出发的可能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