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样的思想线索发展下去,在《新理学》里,我演绎出中国哲学的全部形而上学观念,并把它们结合为一个清楚的思想体系。这部书得到很好的反应,认为它对中国哲学结构的阐述比过去任何一部书都更清楚;并且认为它代表着中国哲学的复兴,而这乃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象征。
在上一章里我们看到,程朱学派含有一种权威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因素,而《新理学》避免了这个缺陷。我认为,形而上学能够使人知道“理”的存在,但不能使人从中知道每一事物的具体的理。为发现每一具体事物的理,有待人们运用科学的、实践的方法去逐一发现。各种事物的理是绝对的、永恒的,但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即人们对科学法则和理论的认识——则是相对和可变的。
理的具体化需要一个物质基础。各种类型的社会便是社会结构中包含的各方面理的体现。每一种理的实现都需要一定的物质作为基础,这个物质基础便是任何一种社会的经济基础。因此我相信,人类历史要用经济来加以解释。在《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里,我便是运用这个原理来解释中国文明和中国历史。在本书第二章里,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