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衬衫之乡”比我想象的要气派得多。年轻的镇党委书记徐江琦不像有的乡镇干部一开口就拿出“年度统计表”一类，堆给你如山一样的数据，他指着排排高楼叠起的街道问我，他这儿像不像城市，他说你们北京人最有权威评判这个问题。我四周瞧瞧，颇有些为难，因为按照“城市”的标准，这儿似乎少了些喧哗，多了些幽静，虽然宽阔的大街上也有不少车来人往，但显然井井有条，没有那些叫人烦恼的拥挤。于是我只好直说：“城市还不一定够得上，但比起北方的中等县城，绰绰有余和现代化得多。”小徐听了哈哈大笑，说这就满足了，因为他曾同别人打过这样的赌，要是有人能把他们的大陈镇说成像座城，那他从市里下到小镇来当书记算是一种“高升”。现在他从我嘴里得到了“高升”的引证，自然有些自得其乐。小徐书记曾是市委宣传部的才子，因而很幽默。“不过我内心真的感到我们大陈镇的许多了不起。”他深情道，在过去“农业学大寨”年代，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大陈人也有过露面的时候，是省里的老典型，可农民们除了能得到几句空头的表扬外，两手依旧空空，儿女娶亲出嫁还得靠摇拨浪鼓的老父亲外出“鸡毛换糖”挣得的几个脚钱办事。改革开放给大陈镇人带来了真正的机遇。当像本市的廿三里人开始形成自己的有形市场时，特别是后来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蓬勃兴起，大陈镇的农民们便着手建立自己的产业优势，即已经渐成气候的衬衫加工业。最初的是东一家、西一家的作坊式加工场；后来是东一村、西一村的小规模形式，之后便是成片成片的衬衫加工户；再后来就是一个又一个衬衫生产厂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地开花。这一过程很有趣，就说销售运输这一块吧，大陈人最早的销售是靠几个妇女提着竹篮或是拿一个布兜搭乘拖拉机什么的往城里的自由市场上自己吆喝着卖；后来是男人们带着样品跑外联系客户，再通知家里发货；再后来是整车整车地往外拉；而今都是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客商自己跑到大陈镇来拉货等货。农民们办厂和经商的方式也随之改变着。由最先的家庭作坊式，到几个人的联户互助式，再由几户联合到大户独立作战态势，发展到现在集团和名牌产品企业领头，与全镇千百户小企业互动并进的局面。集团企业与名牌产品构筑着今天大陈镇作为“中国衬衫之乡”金碧辉煌的大殿，千百家中小企业则是烘托这“中国衬衫之乡”金碧大殿的基石和四围的绿地与花园……如此参错有序的产业形式结构，组成了大陈镇今天固若金汤和名副其实的“中国衬衫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