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海德格尔指出，康德的批判哲学在为形而上学奠基时，虽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果，但他启示我们看到了“人的有限性”（the finitude in man）问题。海德格尔认为，不是因为人类理性通过康德之口，提出了这三个问题（①我能知道什么？②我应当做什么？③我可以期待什么？），所以，我们才肯定人类理性是有限的。恰恰相反，正因为人类理性是有限的，它才可能提出这三个问题。按照康德的看法，这三个问题又都与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有关，所以，归根到底，康德向我们暗示了“人的有限性”。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对“人的有限性”的认识只能借助于他的以“此在”的生存结构为切入点的“基础本体论”，而不能像康德那样借助于哲学人类学，因为“此在”比“人”更原始。换言之，哲学人类学不但不是形而上学和基础本体论的前提，相反，基础本体论才是形而上学和哲学人类学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