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体验具有悖论的性质，即接受被接受的性质。存在—本身无限地超越了一切有限的存在物；上帝在神—人交往中无条件地超越了人。信仰在这无限的鸿沟上架起了桥梁，所用的方法便是接受以下事实：不顾有此鸿沟，还是有存在的力量；被分隔者得到接受。信仰接受了“不顾”；从信仰所具有的“不顾”中产生出了勇气的“不顾”。信仰不是对某种不确定事物的理论肯定；信仰是从存在上接受某种超越普通体验的东西。信仰不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处于存在的力量的控制下，这种力量超越一切存在物，而每一存在物都参与到这种力量之中。受制于此力量的人能够自我肯定，因为他知道他得到了存在—本身的力量的肯定。在这点上，神秘体验和个人的交往是同一的，两者都把信仰作为存在勇气的基础。
这一点对于我们的时代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我们时代，对怀疑与无意义的焦虑压倒了一切。当然，我们的时代也不乏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随着我们时代所患的精神分裂症把我们最后一点安全感夺走，我们对命运的焦虑也与日俱增。我们也不缺少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使人吃惊的是，居然有如此多的对罪过的焦虑从精神分析和个人咨询中冒了出来。几个世纪以来，清教主义和小市民意识对人的进取精神的压抑所造成的人的有罪感，绝不亚于中世纪关于地狱和涤罪的说教所引起的有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