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在优士丁尼《学说汇纂》一段题为“论简约”的片段中（D.2，14，5；7pr），乌尔比安将契约划分为公法契约与私法契约，而万民法契约就属于后者。在乌尔比安看来，这类契约（买卖、合伙、委托、租赁）虽然不属于典型的有名契约，但仍可以发生效力，这句是所谓的无名契约。乌尔比安强调了阿里斯通提出的承认以“对待给付”为基础的协议的理论，就是说在存在原因的情况下，如果达成合意的双方有一方自动提出给付，则对于对方就产生了相应的债务。F.Gallo，‘Conventio’ e ‘synallagma’nel contratto，Ⅱ，Torino，1995，90.阿里斯通的理论为非典型的协议也提供保护，乌尔比安将其进一步发展，而与其同时代的另一些法学家，例如杰尔苏和尤利安则持怀疑态度。Le dottrine del contratto nella giurisprudenza romana，a cura di A.Burdese，Padova，2006.
[13] 按照权威的说法，受这些新的形式的启发，人们得出了“如果没有确定合同内容的完全自由，合意原则就不存在”这一结论，参见M.Talamanca，La tipicità dei contratti romanicit.，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