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某些传统的象征（这些象征使人能够承受命运的无常和死亡的恐怖）已失去力量时，人就能在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中意识到上述存在之力。当天意变成一种迷信，不朽变成想象之物时，那些象征中曾有过的力量就仍然能够存在并产生出存在的勇气，而不顾人对混沌世界和有限存在的体验。斯多葛式的勇气再度出现，但不是作为对普遍理性的信仰，而是作为绝对信仰出现的。这种信仰对存在进行肯定，而用不着去看可能战胜命运和死亡中的非存在的任何具体东西。
某些传统象征（这些象征能使人承受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已失去力量时，人就能在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中意识到有神论的超越上帝的上帝。当“神的判决”被解释为心理的情结，当神的宽恕被解释为“父亲意象”的残余表现时，那些象征中曾有过的力量依然能够存在并产生出存在的勇气，而不顾对我们之所是与我们之应是这两者间的巨大悬殊的体验。路德式的勇气又出现了，但这种勇气却得不到那种认为上帝既审判又宽恕的信仰的支持。它是按照绝对信仰而重视的，这种信仰肯定着，尽管它并无战胜罪过的特殊力量。敢于自己承担起对无意义的焦虑的勇气，正是存在的勇气所能达到的边界。越过这条边界，就进入另一领域——非存在。在这边界的范围内，所有形式的存在的勇气都在有神论的超越上帝的上帝的力量中得到重建。存在的勇气植根于这样一个上帝之中：这个上帝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对怀疑的焦虑中，上帝已经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