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史学与时代
史学同社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郭沫若创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一开始就自觉地认识到把研究中国历史同中国革命任务密切地结合起来，从而把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发展到现代意义的高度，赋予它以崭新的含义。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5]在大革命失败后被迫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于1929年写出这些话，反映了作者思想的深沉和对于“未来社会”的信念。历史学的时代价值之高和社会作用之大，从郭沫若的这一论述中得到了极有力的说明。如果说郭沫若的文学作品、艺术创作，是时代的号角、历史行程的记录，那么他的史著和史论，便是在更深层的历史意识上揭示出时代的使命和未来社会的去向。
郭沫若对史学与时代之关系的认识，蕴含在他的丰富的历史撰述中，可以说他是真正继承和发展了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之中”的历史表述艺术。大凡站在时代潮流前头的人，都会从他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迪，以至于引起思想上的震撼。他的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被毛泽东“当作整风文件看待”，被评价为“有大益于中国人民”，“精神决不会白费的”。这一事例，再一次表明郭沫若在史学与时代的认识上高出于他同时代的许多学人。即便是后人，如果不能从这一意义上去认识它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也是难得对它做出正确的评价的。1959年，郭沫若在讲到“历史研究的方向问题”时说：“在今天，作为学术研究总的方向来说，应该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史学研究的任务自然也不能例外。”[6]他的这个论点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许多具体的设想，在今天的史学工作中仍具有指导的意义和参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