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多纳德可最难容忍这种间谍式的,无耻的勾当,使她一天不能有一小时逃过他们不知趣的目光。她用一种带点高傲的矜持的态度对付葛罗纳蓬家里的人,教他们不大高兴。当然,他们自有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他们的好奇心作辩护,批评安多纳德不应该躲避他们。对一个住在他们家里,成为家庭的一分子,负责教育他们儿女的姑娘,他们觉得应该认识她的私生活:这是他们的责任!——(多少主妇对于仆人就是这种说法,她们的所谓责任,并非在于使仆役少吃一些苦少受一些难堪,而是在于禁止他们作任何娱乐。)——所以他们认为,安多纳德的不肯接受监督一定是有不可告人之事:一个清白的女孩子是什么都不用隐藏的。
因此安多纳德时时刻刻受着磨折,时时刻刻得保护自己:这样她就比平时更冷淡更深藏了。
弟弟每天都给她写一封十二页的长信;她也居然能每天写一封信,——哪怕只是短短的几行。奥里维竭力装得很勇敢,不过分流露心中的悲苦。但事实上他苦闷得要死。他的生活一向跟姊姊的难解难分,如今和她分离之后,他的生命似乎只剩了一半:他的手脚,他的思想,都调动不来了;他不能散步,不能弹琴,不能工作,也不能不工作,不能梦想,——除非是梦想她。他从朝到晚埋头在书本里,可是一点工作都做不出来:他的念头总想着别处,不是苦闷,便是想念姊姊,或者一边想着上一天的来信,一边眼睛钉着钟,等着当天的信。信到了,他手指哆嗦着拆阅,因为他又快活又害怕。便是情书也不会使一个情人感情冲动到这个田地。象安多纳德一样,他也躲在一边读她的信,把所有的都带在身上,夜里拿最后收到的一封放在枕头下面,在想着亲爱的姊姊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常常用手摸一下,看看它是否在老地方。他觉得跟她离得多远!要是邮局耽误,把安多纳德的信晚一天送到,他就特别难过。他们中间隔了两天两夜了!……因为从来没出过门,他把空间与时问格外夸大。他的想象力老是在那里活动:“噢,上帝!要是她病倒的话!她总该见到他一面才死吧……昨天为什么她只写寥寥几行呢?……是不是病了?……是的,她病了……”那时他简直喘不过气来。——除此以外,他更怕自己孤苦伶仃的死,远离着她,死在这些不相干的人中间,在这可厌的中学里,在这个凄凉的巴黎。想到后来,他真的病了……“倘若写信去要她回来又怎么样呢?……”但他想到自己这样没有勇气就害羞。而且他一提笔,因为能够和她谈谈而快活极了,居然暂时忘了痛苦。他仿佛见到她,听到她:他把什么都告诉给她听:跟她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倒从来没对她说过这样亲切和热烈的话;他把她叫做“我的忠实的,勇敢的,至爱的好小姊姊”。那是真正的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