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和国际直接投资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却不稳定或不显著，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FDI和固定资产投资所支持的产业，可能已经不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更多地投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是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因而FDI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对就业水平的提高没有显著作用。第二，劳动密集型产业本身的技术装备化已经较为完善，新增生产资料并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加以使用，因而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不明显。
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出口每增加1%，未来一到两期的城镇就业均衡水平将提高0.04%左右；第二，进口的增加会降低就业水平，且对城镇就业水平的当期及滞后调整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进口每提高1%，当期城镇就业均衡水平将降低0.02%左右，且对未来一到两期的就业水平存在延续的降低效应。从计量结果来看，出口和进口对就业水平的综合作用大概为0.02%（考虑到出口和进口对就业水平的反向作用加成），因此在前面估计外贸行业就业水平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加上对外贸易的0.02%作为就业外溢效应的估计，得到更加准确的估计值。根据实证检验结果，对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效益指数进行重新估计和修正如表5-12所示。这里的外贸就业修正指数，是在将外贸行业就业水平与外贸的就业外溢水平合成基础上，重复式5-1至式5-3的计算过程获得的。变化趋势如图5-12所示。修正的各省（区、市）社会效益指数如表5-13所示，趋势如图5-13至图5-16所示。考虑对外贸易的就业外溢效应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效益指数变动趋势没有显著变化，即2011年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效益指数确实下降显著，对于贸易带来的就业和工资效应国家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考虑对外贸易的就业外溢效应后，一些省（区、市）的社会效益指数也产生了显著变化。例如，2002年上海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效益指数非常低，但2009年又有所恢复。我们认为调整后的指数更为合理：上海作为对外开放的典型城市和经济中心，改革开放以来的优惠政策已经基本将上海的外贸发展发挥到了极致，其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效益已经接近饱和。但是2002年以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受到较大冲击的对外贸易逐渐走出低谷，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无论如何，总体而言，开放程度较低的地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效益指数要普遍较高，这是很容易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