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府兵制废止,取而代之的募兵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是唐朝的军费急剧增加,天宝末年,每年的军费开支是开元初期的7倍之多,每年用于边防军费的支出,仅绢布一项,就已达到1100万匹之巨。
其次,募兵制下的职业士兵不同于兵农合一的义务兵,没有对土地和家族的眷恋,容易为边将所用,助长地方军事势力。
再加上节度使掌握地方大权,边境地区战事频繁,“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内外军事力量失衡。安史之乱前夕,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个节度使,坐拥唐朝边防兵力总数的五分之二。
安禄山、史思明等地方势力不仅拥有一支大军,还集结了一批能人志士,其幕僚中不乏科举落第和仕途失意的士人。开元、天宝年间,统治集团沉醉在大唐盛世的迷梦中,完全没有意识到社会的深刻变化,一些寒门贫士却求路无门,被时代无情抛弃。
36岁的杜甫赴长安应试时,宰相李林甫以一个“野无遗贤”的骗局,让应考者全部落榜。此后杜甫困居京城十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却无人赏识,不得重用,感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年过半百的高适仕途受挫后,辞官前往凉州,反而是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任掌书记时才飞黄腾达,也代表了当时不少文人投靠边将的境遇。宋代苏轼评价这一情况时曾说,“是时四方豪杰不能以科举自达者皆争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