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在桑树上的木棍，当天晚上就被豁嘴婶婶毫不客气地摘走，成了她家门口菜地上的一根篱笆桩。我不服气，跟林家的小妹商量要把它偷回来，哪怕用来撑我们家的鸡窝门也好。小妹却息事宁人，劝我不要跟豁嘴婶婶对着干，她说，那人要是被惹火了，双手一拍骂起街来，妈呀，你能听得下去？那些脏话村话，羞也要把人羞死。我想了想，承认小妹是对的。真被豁嘴婶婶骂了，我可以装聋作哑，我妈可受不了，她会气得头疼，她一头疼，就要找由头骂我，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最后倒霉的还是我。
小妹跟我住一个大院，是我最好的朋友，她总是全心全意为我着想。
这里既然说到了豁嘴婶婶，我想还是顺便用一点篇幅对她作个介绍。
豁嘴婶婶的家紧挨着我们的院子，我们院子是后门对着码头，豁嘴婶婶家是大门对着码头。这样说起来，她家距水码头其实比我们家更近。我们院子从前是一个地主家的祠堂，高墙深屋的那种格局，门板上有斑驳的黑漆，中间一对铸铁的门环，台阶也高，一层层地走上去，就觉得很气派很轩昂。豁嘴婶婶的房子跟我们一比，就矮得够呛也小得可怜了，个头稍微大一点的男人，比如我爸爸吧，进她家的房门肯定要低头，光低头还不行，还得缩起肩膀，稍稍地侧过身子，才能勉强让身体通过去。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在我跟豁嘴婶婶做邻居的那些年里，我没有看见男人们从她的房门里进出过。一次也没有。豁嘴婶婶自己大概也不喜欢她的屋子，一年四季，除了睡觉和洗澡，其余的时间她都是待在家门外，烧饭、煮菜、缝衣纳被、侍弄菜园子、骂街。下雨下雪的天，她就打一把油纸伞在河边小路上走来走去，串门或者赖在人家的房檐下发呆，活像一只无家可归的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