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海德格尔指出,康德的批判哲学在为形而上学奠基时,虽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果,但他启示我们看到了“人的有限性”(the finitude in man)问题。海德格尔认为,不是因为人类理性通过康德之口,提出了这三个问题(①我能知道什么?②我应当做什么?③我可以期待什么?),所以,我们才肯定人类理性是有限的。恰恰相反,正因为人类理性是有限的,它才可能提出这三个问题。按照康德的看法,这三个问题又都与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有关,所以,归根到底,康德向我们暗示了“人的有限性”。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对“人的有限性”的认识只能借助于他的以“此在”的生存结构为切入点的“基础本体论”,而不能像康德那样借助于哲学人类学,因为“此在”比“人”更原始。换言之,哲学人类学不但不是形而上学和基础本体论的前提,相反,基础本体论才是形而上学和哲学人类学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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