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00多首诗大多是在我戴‘地主分子’帽子期间写的。很可惜啊，若不是‘文革’中给造反派抄走，我会留下近2000首诗作哪，这是我可能唯一留在世上的东西了。”陈月盘突然涌发出的那种只有文化人才有的忧郁情感，深深地感染了我。一个名噪一时的文化名人，在经过民族解放运动的大革命后，没有当上革命的功臣却反被戴了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几十年，而命运偏偏使他又在饱受摧残折磨后顽强地活满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忠诚革命者，在当了几十年的“坏人”和变成一个纯粹的农民时，该是怎样一种人生心态，难道不是太值得探究了吗？
一定很精彩，也一定很神秘。
当我打开记述这位“老地主”人生轨迹的两本油印小诗集时，我完全证实了自己的这份好奇心。
陈老先生的两本诗集分别题名为《骑牛集》和《野蓼集》。编著时正值他90岁生日，我不是特别明白两本诗集的题名，但看过《后记》后，方知这位“老地主”的内心世界竟同明镜一般透亮宽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