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政府的表现一时让伯夫—梅里和他的《世界报》如履薄冰。它拒绝了《世界报》在猛烈的通货膨胀之后把报价从19法郎提高到20法郎的合理要求，并且威胁，如果伯夫—梅里擅自提价，就要被处以罚款和监禁。另外，《世界报》在阿尔及利亚经常被莫名其妙地加以扣押或没收。虽然，在公众和政治的压力下，摩根政府假装很宽容地被说服了，在拖延了一年之后准许该报将售价提高到20法郎，但在整个50年代，该报在阿尔及利亚继续被扣押。还有一些令人难以置信和难以忍受的刁难，例如军队中臭名昭著的伞兵部队提出企图诽谤案这件事引起了外国报纸的同情，它们怀疑这是一种蓄意行为，目的是要使该报保持沉默，这个怀疑不是没有理由的。
虽然如此，《世界报》的销量在第四共和国为生存而奋斗的希望被驻阿尔及利亚陆军于1958年发动的政变彻底击溃以后及以前一直是逐步上升的，1956年增加12%，1957年增加18%，1958年增加7%。这证明伯夫—梅里所采取的策略是正确和有效的，《世界报》在全国的辩论中起着主要的作用。然而，伯夫—梅里指挥《世界报》扮演了批评角色以后，突然出人意料地开始勉强支持驻阿的陆军的呼吁，即要求戴高乐重新上台拯救法国。起初是勉强多于支持，在戴高乐重新掌权后也只给予有条件的和临时的支持，因而，在《世界报》和戴高乐将军之间制造了一种奇异的又爱又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