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知情表演最关键的遗产便是扫除了20世纪中叶主流的基本假设——有一种能适用于所有音乐表演的方法。它不仅承认不同的曲目需要不同的乐器、技术和诠释风格，也承认不论何时表演什么，人们都有选择的余地，在作出选择的时候，他们也负有责任。表演者有自由，更有义务去反思并质询自己的表演实践，把其专业知识用于对音乐的个人理解上。而这让他们成为音乐的共同创造者——在其他大多数文化中，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在这样的文化中，古典作曲家与演奏者之间那种楼上—楼下的关系并不存在。
作为政治行动的音乐
在真实世界中，事物就存在“在那里”，而语言的工作就是再现（represent[8]）它——去描述它，就像一幅画着马的画去描绘一匹真实的马那样。这便是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1930年代提出的语言“图像”理论。它也被称为意义图像论（picture theory of meaning），意味着这一理论已经延伸到语言之外。在西方，传统上也会把相同的方法应用到音乐之中。如果以这种方法来看待音乐，那么，如贝多芬《第七交响曲》一样的音乐作品便是作为理想的、永恒的实体存在“在那里”。即便音乐厅被烧毁，它们也会继续存在。而表演则是在真实的时间中再现或复制了那个理想的实体。在第三章我将讨论人们的思维方式是如何变成这样的。但在这里，我的目标是要提出一种有关思考表演的更有成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