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道德论争的第三个显著特征与前两个特征密切相关。这些争论中所展开的诸对立论辩在概念上具有不可公度性的不同前提，有着极为多样的历史起源。第一个论辩中的正义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美德理论中有其根源；第二个论辩的谱系可从俾斯麦和克劳塞维茨一直追溯到马基雅维利；第三个论辩中的解放概念则前有费希特开其端，后有马克思承其绪。在第二组争论中，有着洛克式先驱的权利概念与明显康德式的可普遍化观点、托马斯主义的道德律诉求针锋相对。而在第三组争论中，一个肇始于格林和卢梭的论辩与一个以亚当·斯密为其鼻祖的论辩互较高下。这一伟人名录很有启发意义，却也可能在两方面误导我们。引证这些人的名字很可能使我们低估此类论辩的历史源流的复杂性；并且，也可能导致我们仅仅在哲学家和理论家的著作中，而不是在那些构成人类诸多文化之理论与实践的复合体中，去探寻历史源流，但哲学家和理论家只是以一种零碎的、有选择的方式阐明了这些文化中的诸多信念而已。然而，这名单表明，我们所承继的道德资源的多样性是何其庞杂。我们文化的表层话语倾向于自得地谈及这一脉络中的道德多元论，可多元论的概念却很不严格。因为它对于交叉着不同观点的有条理的对话与混合着残章断稿的不和谐的杂烩都同样适用。我们怀疑——此刻我们所有的只是怀疑——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就是这种杂烩；而当我们认识到，那充斥于我们道德话语中的所有各种概念原本都处于更大的理论与实践总体中，而使它们在这一总体中发挥作用的语境现在已被剥除时，我们的疑虑加剧了。并且，我们使用的概念在过去的300年中已或多或少改变了其性质；我们使用的评价性语汇也已改变其意义。从它们在其中发端的多种多样的语境向我们当代文化的变迁过程中，“美德”“正义”“虔诚”“义务”甚至“应当”等概念均已面目全非。我们应当如何撰写此类变迁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