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圣家族》（1844）中，马克思在评论黑格尔哲学时写道：“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2]显然，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是德国古典哲学留下的基本的哲学遗产之一。由于当时的马克思在思想上还受到费尔巴哈一定的影响，所以他把自己对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解读归功于费尔巴哈所提供的启示：“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3]这充分表明，马克思重视的是费尔巴哈的人类学，而不是他在唯物主义研究方面所留下的思想遗产。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转而批判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他关于人的思想：“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马克思进一步批评道：“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5]尽管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类学思想，但他肯定，费尔巴哈解读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方向是正确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马克思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6]，而在马克思所憧憬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这里实际上涉及马克思后来提出的“个人全面发展”[8]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哲学归根到底是一种解放全人类的学说。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马克思一直把人的问题理解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的遗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