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一切关乎当代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的合理答案，三
我们都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语境中才有可能找到。
邓小平在1977 年第三次复出时面临的最大挑战，从思想路线和实践观念上来讲，是我们党内自1957 年以来就存在的、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的“左”倾教条主义。而邓小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武器，就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哲学逻辑和理论框架。我们有理由认为，邓小平以巨大政治勇气和深刻思想智慧作出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经典、重大、著名论断的哲学基础，就是来源于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践，特别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矛盾辩证法。
这里的“社会主义”，说明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里的“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特色”，说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主义，同时必须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土地，适合中国国情，传承中国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和民族特性，反映中国人民的根本愿望，倾听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客观要求，而不是机械盲目地照抄照搬他国的经验、理论和模式。这就是说，毛泽东关于知与行、理论与实践之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基本原则，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之相互关系的辩证法的理论观念和哲学智慧，已经作为“矛盾的问题的精髓”自然而然地奠基在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