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人与统治者的抗争中，到底谁输谁赢，把眼光放远一点看，还真是很难说的。我始终记得1978年的第四次文代会上，经过“文革”浩劫以后依然活着的作家、艺术家们，齐集人民大会堂，那一位位眉宇间的亮色中所流露出来的生命之光。
因此，说一句非常贱骨头的话，文人的“穷而后工”，其中的这个“穷”字，除去物质的“穷”之外，大概精神上的“穷”，包括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折腾、打击、压迫、摧残，还包括成年累月悬在脑袋上不知何时掉下来的那把“克利达摩斯之剑”，也是文人得以成就“工”，甚至是得以成就不死的必要条件呢！
《国语·鲁语下》里有一句精彩的论断：“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沃土”，或者“瘠土”，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作家赖以生存和写作的“鸽舍”或者“鸽笼”。愤怒出诗人，苦难出文学，若是太快活了、太安逸了，连小命都会受到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