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这种局限性，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不是偶然的，“名教”观念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有深厚的根源和长久的影响，以致成为史学批评难以逾越的藩篱。刘知幾论“直书”与“曲笔”，显示出深刻的批判精神。他甚至批评孔子作《春秋》，也多有“未谕”和“虚美”之处：有“为贤者讳”者，有“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者，有“一褒一贬，时有弛张；或沿或革，曾无定体”者，有“真伪莫辨，是否相乱”者。这种敢于批评《春秋》的史家，在古代史学上是不多见的。但他同时又说：“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15]“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16]这就是说，在“直书”（“正直”“直道”）与“名教”之间，“名教”是第一位的，故可不惜牺牲“正直”“直道”而保存名教。从刘知幾论“直书”，到章学诚辨“心术”，都不曾脱离为君亲隐讳的名教观念，这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局限，也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理论发展的障碍，这也是无可讳言的。
[1] 《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2～6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