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我们的世界正进入一个既多元化又一体化，既虚无化又感觉化的，“去中心化”的真正世俗化的时代。人们习惯用“后现代社会”（而不是“后工业社会”）来指称这种文化与生活既割裂脱节又水乳交融的矛盾状况，指称这种与已有的一切文化规范（现代的和前现代的）既巍然对峙又浑然包容的“反文化”的文化。那么，在“后现代”或“走向后现代”的今天，用什么来填补“意义”的剥离与抽空留下的真空地带，用什么使现代人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转化为后现代人的“轻装上阵”和“尽量轻松地生活”（而不只是加缪所谓的“尽量多地生活”。尼采当年对边沁主义的嘲讽——“并不是所有人都为快乐而生活，只有英国人是这样”(38)，今天看来要赠给整个人类了），恐怕已不是单纯的现代精英式的意义追寻和理想重建所能解决的。在中国，这种与世界共通的后现代境遇，使现代中国人，尤其是文人，又多了一份“有中国特色的”不能承受之“重”，变成一种双重尴尬和焦虑：他们的双脚被捆缚在前现代化社会贫困的物质底座上，身体感受着现代的欲望与诱惑、荒诞与挣扎，头脑则意识到被后现代文明消解重组的恐惧和痛苦，唯有心中对终极家园的浅唱低吟和浪漫呼唤，使他们与在西方后工业社会养尊处优的现代主义同人兼导师庶几近之。这真是一幅令人感动而又忧虑的图景：多重负载与超重负荷下的瘦弱身体在成群蠕动前仆后继。这些人首蛇身、补天造人的女娲的后裔，能不能稍作休整，为自己减轻一点背上的负担、脑中的责任和心里的使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