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科学方面，翻译和引进国外科技成果的工作得到广泛开展，比以前更加深入和系统。这一时期，回国的留学生和国内学有专长的新一代人才已经成长起来了。随着各种公私教育研究机构的设立，中国自然科学的教育研究体制逐步确立，使得外国科技成果的传播已经从以前零散无序的劳动，进入到主要由中国科学家自己来有系统、有目的地引进和吸收的阶段。一些自然科学名著，如哥白尼的《宇宙之新观念》、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哈维的《心血运动论》、巴斯德的《酸酵的生理学》、彭加勒的《科学之价值》等，分别被翻译介绍到国内。其中，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一书，李善兰在19世纪60年代便开始节译，但直到70年后的1931年，才由郑太朴完整地翻译过来，圆成了这场延续了70年的科学翻译梦。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该书所说明和规定的人们可以继续检测的方法，无疑是为近代中国科学界提示了一个全新的重要领域，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索”[9]。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社会对无线电的研究相当时兴，不少科学书刊均将无线电的知识作为主要内容加以介绍。1932年还成立了中国业余无线电研究班，编辑出版专门杂志，介绍国内外有关无线电的科学知识。一些有关无线电的科技书籍也被翻译介绍过来，如英国人赫卿荪的《无线电浅说》、《无线电的原理及应用》等。另外，一批外国科学家和学者还到中国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直接传播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例如，1933年，无线电的发明者马可尼来华访问，传播有关学说。美国数学家维纳1935—1936年曾在清华大学任教；国际航空大师冯·卡门1929年和1938年两次来华，帮助中国进行航空研究；抗战前夕，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尼尔斯·玻尔来中国访问讲学等。比较而言，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成果的引进主要是为了适应国内近代工业和教育需要，多数与民用技术有关。